南部“8·23”一从屏东、高雄淹到了台南、嘉义等地。在这当口，地区副领导人陈建仁带着一家去金门度假，对此，中国立法机构党团长曾铭称其已经不适合在副领导人位子上了。言下之意，就是要陈建仁辞职。 当然，这只是人借来过过嘴瘾罢了。在当下政坛，想让地区正副领导人下台，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 从算起，地区经历了4任领导人，这些正副领导人从没有一人提前下课。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，岛内实际上的“二把手”——行政机构负责人像走马灯般地更换，干得长的不过2年有余，最短的不过只有百日。 地区领导人下台，从广义上有两种方式，一是自己主动请辞，另一种是被动下台。前者靠的是人物的与操守，这在似乎比较缺乏，后者则是制度的硬约束，也就是启动或者罢免程序。 案的第一阶段是先由立法机构全体代表的二分之一提议，然后在无记名投票中，需要全体民代三分之二以上赞成，即可以向“”大提出案。第二阶段，大们组成“法庭”裁决。如果通过，被的对象就将下台。目前，立法机构共有代表113席，二分之一以上至少为57席，三分之二至少为76席。 岛内罢免的流程也大致相同，但前期门槛相对较低。罢免案第一阶段是需要全体民代的四分之一（29席）提出罢免案，然后在无记名投票中，需要全体民代三分之二（76席）以上赞成，则罢免案成立。之后，罢免案交由地区选举部门举行全民，只有参与投票人数过半且支持票数过半，那么罢免案才能通过，地区领导人就必须下台。 虽然说结果看似一致，但罢免与还是有一点区别。比如，由于正副领导人属于参选，因此一旦罢免案通过，他们二人需同时下台，由行政机构负责人代行职权，并进行正副领导人的补选。但案则是谁谁下台，没有关系。如果正领导人下台，则由副领导人继任。 首先是要在立法机构得到三分之二的支持。enoou由于领导人选举与代表选举是同时进行，当选领导人所在的政党，往往就是立法机构第一大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原本就是少数派的在野党，怎么可能得到三分之二的支持票，让罢免案或者案在立法机构通过呢？ 退一步讲，陈执政8年时间，在野的是立法机构第一大党。2006年陈贪腐弊案爆发，其本人成为众矢之的。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联合其他在野党三度提出罢免陈案，但始终没能过三分之二的高门槛，让陈在一片反对声中干满第二个任期。同样道理，在任期最后沦为9趴领导人（民调支持率仅有9%），也没有发动罢免或行动。 从目前实践来看，罢免案或者案从来没有突破第一阶段立法机构这道槛，更不要提之后的交由或者由大裁决。 因此，当对地区领导人不满时，往往选择直接上街表达。还是2006年陈弊案东窗事发，前施明德发起百万上街运动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陈主动下台，但最终也无济于事。 所以说，当地区领导人在任上涉嫌犯罪时，只有等其任期结束，不再享有司法豁免权时，方能追求其法律责任。还是那位陈，他被起诉并最终送进，是在上台之后的事情。当然，卸任后的领导人礼遇待遇，陈也被一并。 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何岛内或罢免程序宛如形同虚设呢？从正面来理解，这可能有利于保持岛内政局稳定。不过，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，这与前地区领导人主导的六次修“宪”息息相关。他设计出一套“有权无责”的领导人体系。 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，匆忙，面临着如何保持领导力的问题。一方面，岛内外形势变化之下，以为代表的党外力量崛起，，另一方面，不是蒋介石、蒋经国这样的人物，内不服者甚众，反李声不绝。 为了能坐稳宝座，在任内联合与先后六次修改岛内宪制性条例。修“宪”后，地区领导人撤换、任命行政机构负责人不必经由立法机构同意，行政机构负责人的“副署权”亦被取消，也就是说领导人发布政令不必再由行政机构负责人联署。 如此一来形成了地区领导人的“超然地位”， 既不必对立法机构负责，也不需要去立法机构述职接受监督。可以说，两蒋时期，地区领导力集中，更多是在于强人因素，那么经由一系列操作，“强势领导人、弱势‘阁揆’”的安排则完全被制，直至陈、、蔡英文三朝。 同样的，为了保持领导人任期稳定，有意通过修改立法机构“职权行使法”，设置了三分之二多数的启动高门槛。政坛蓝绿分化，哪一派都不可能拿到三分之二的议席，也就说，单凭一派之力难以拉领导人下马，至于朝野合作，这在可比登天还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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